中美博弈之下，可怜的AI创业者们

前几天看到 Manus 创始人肖弘的那条社交媒体动态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：今天仍旧在 AI 的早期，为了让更多人用上而放弃短期的收入，甚至调整商业模式的，都是一件可以被做的事情。

想要在全球化的市场里做好产品，有很多不是来自业务本身和用户价值本身的烦恼，偶尔也会想起上大学时的偶像发饭否的那句话，「多少艰苦不可告人」。

但这一切是值得的。一方面因为旅程本身就有很多开心的、让自己和团队成长的事情。另外一方面，如果最后有不错的结果，证明作为中国出生的创始人，也能在新的环境下做好全球化的产品，那就太好了!

提到那些“不是来自业务本身和用户价值的烦恼”，最后那句“证明作为中国出生的创始人也能在新的环境下做好全球化产品”，像一根细针，扎中了当下AI创业者的集体心事。

最近很多人在讨论 Manus 业务调整、疑似退出中国市场的事，具体细节大家可以去查相关报道，我不多说。

我也是纠结了很久要不要聊这个话题，它太敏感了，但思来想去还是想收着说几句，我的结论也很明确：这一代中国 AI 创业者，是被夹在大国博弈裂痕里的特殊群体，他们脚下的路又窄又滑，想转身都难。

因为，AI 领域的“楚河汉界”已现。要明白处境，得先看清一个大前提：中美在 AI 领域的“割裂”已成为事实。现在想在 AI 行业创业，从第一天起就面临一个绕不开的问题——“选边站”。

大模型就像一个超级大脑，通过学习海量数据形成对世界的认知，而应用则是把这个大脑的能力拆解、包装，变成普通人能用的工具。

打个比方，大模型是电厂，AI 应用是电器，电厂的电压、接口标准决定了电器能在哪里用。

中国的大模型如DeepSeek、Qwen，美国的ChatGPT、Gemini，就像两套不同标准的电力系统，用谁家的电，就得按谁家的标准造电器。

这种技术标准的差异，本质上是数据训练和合规要求的产物。

中国大模型的训练数据里，中文语料、国内法律法规、社会文化常识占比极高，生成内容时会自动规避敏感信息；美国大模型则基于全球多语言数据训练，更擅长处理复杂逻辑推理，但生成内容的尺度受西方价值观影响。

这就导致一个现实：用美国大模型开发的应用，很难完全符合中国的内容监管要求；用中国大模型做的产品，在海外市场可能因为文化适配性不足而遇冷。

我认识一位做 AI 法律咨询工具的创业者，他的团队最初想做一款能同时服务中美企业的产品，帮用户自动生成合同初稿。

但实际测试时发现，用GPT-4生成的美国合同模板里，有很多条款涉及对中国市场的限制性表述，在国内根本无法使用；换成国产大模型后，生成的英文合同又因不符合纽约州的法律条文规范，被海外客户退回来。

最后团队只能拆分研发，分别基于两套大模型开发产品，人力成本直接翻倍。这就是技术割裂带来的直接代价——本可以集中精力打磨核心体验，却不得不把资源消耗在无意义的“适配”上。

但技术只是第一道坎，市场、资本的割裂让选择更残酷。

现在的AI创业者，从起步就要在三个维度做“单选题”，而且这三道题的答案必须一致，否则就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。

市场割裂的直接后果是“双向不可达”。中国用户想用ChatGPT的高级功能，得翻墙上特殊网站，还可能面临账号被封的风险；美国用户想试试国内的AI绘画工具，要么注册不了，要么生成的内容不符合他们的审美预期。

创业者如果想兼顾两边，就得做两套完全不同的产品：界面设计、功能侧重、运营策略全要分开，这对初创公司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。

另外我接触的一家做AI社交工具的团队，他们最初想做一款能帮用户自动生成跨文化社交话术的产品，比如帮中国人写英文邮件、帮美国人理解中文的寒暄礼仪。

但运营半年后发现，国内用户觉得产品“不够实用”——他们更需要的是帮写工作总结、生成短视频文案；海外用户则觉得功能“太繁琐”——他们只想要简单直接的翻译工具。最后团队不得不砍掉一半功能，专注服务国内市场，海外业务不了了之。

有位创业者同行跟我吐槽，他的公司A轮融资时同时接触了国内一家产业基金和美国一家风投。

国内基金要求他承诺“核心技术不向海外转让”，美国风投则提出“必须把研发中心搬到硅谷”。这两个条件根本无法同时满足，最后他选了国内资本，代价是海外市场拓展计划被迫搁置。“不是不想出海，是拿了国内的钱，就被捆住了手脚。”他说这句话时的无奈，我记得很清楚。

这三重割裂像三个同心圆，创业者必须站在某个圆里，跨圆行走的代价是轻则业务受阻，重则公司停摆。

所以肖弘才会说“有很多不是来自业务本身的烦恼”——他们要花大量时间研究出口管制清单、数据跨境规则、资本审查条款，这些精力本可以用在优化产品上，而且这一类事情耗费时间、金钱和精力。

欧洲、东南亚、拉美这些地区的AI渗透率还很低，对实用工具的需求旺盛，这本该是中国创业者的机会。

只不过现实没那么简单。这些市场看似中立，实则深受中美博弈影响。

欧洲有自己的 AI 法案，对数据隐私的要求比美国还严，且在技术标准上更倾向于跟随美国；东南亚国家大多是美国的盟友，对中国AI产品既想用又提防，常常以“安全审查”为由设置壁垒；拉美市场则受美国技术霸权影响，核心基础设施依赖美国云服务，中国AI应用想落地就得适配美国的技术生态。

“夹缝中的创新”正在成为常态。

我身边一位朋友和我分享总结出一套“生存法则”：用国产大模型开发核心功能，针对海外市场做“去敏感化”处理——比如去掉涉及政治、宗教的模块；拿中东、东南亚的资本，避开中美资金的限制；先从对技术来源不敏感的行业切入，比如餐饮、零售这些轻工业场景。

这些方法听起来很“憋屈”，却是当下能走通的少数路径。

肖弘说“如果最后有不错的结果，证明中国出生的创始人也能做好全球化产品”，这句话我理解，是我们这代创业者的集体执念。

我们不想只做“中国的AI公司”，更想做“来自中国的AI公司”，但这条路被大国博弈的阴影笼罩，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

观察这些AI创业者的挣扎，我自己也有几点很深的体会，不仅适用于AI行业，也适用于这个时代的很多领域，做个分享：

美国对TikTok的审查，本质是本土科技公司对竞争的抵制；中国对数据安全的重视，源于对国家主权的维护。理解这些背后的逻辑，才能找到安全的生存空间。

这种对现实的敬畏，反而让他们在多个国家打开了市场。

最后总结一下：不管遇见什么事情，总是要在裂缝中生长的力量。

没办法，我们这代中国 AI 创业者确实可怜，赶上了 AI 技术爆发的好时代，却也撞上了大国博弈的坏时机。

我们的才华本应用在突破技术瓶颈上，却不得不消耗在应对非业务挑战上；我们的视野本可以放眼全球，却被无形的墙限制了脚步。

但换个角度看，我们也是幸运的。这种在裂缝中求生存的经历，会让我们比前辈更懂得全球化的本质——不是技术的无边界流动，而是不同文明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协作。

或许正是这些艰难，能催生出真正有韧性的全球化企业。

肖弘说“多少艰苦不可告人”，但他后面紧跟着“这一切是值得的”。这种在困境中的坚持，或许就是我们这代创业者最珍贵的品质。

我们就像在石缝里生长的树，虽然长得慢、长得歪，但根扎得深，总有一天能把裂缝撑成属于自己的天空。

我相信，当若干年后回望这个时代，会有人会记得这些在中美博弈中艰难穿行的AI创业者们。我们的挣扎与坚持，不仅书写了自己的故事，或许更在不经意间，为技术与文明的对话探索着可能的路径。

作者：稳德亮，红熊AI